乾符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王仙芝和黄巢率领的起义军攻破了重要城镇江陵，这一消息震动了朝廷。唐僖宗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堂上各方意见激烈分歧。
宰相郑畋主张以招抚为主，他认为叛军人数众多且民心复杂，先用官职和物资安抚，让粮荒过去、民众有活路，叛军自然会松动。与他对立的宰相卢携则态度截然不同，他坚持必须彻底剿灭贼寇，不能手软，否则朝廷威信尽失，他建议任命高骈为平乱总指挥。两人言辞交锋，场面一度紧张。
几个月前的一件事，使朝廷对形势的判断更为沉重。王仙芝曾派心腹使者向朝廷请降，但当时的总指挥宋威在路上截杀了来使，将其作为战利品上报朝中。此举断绝了和谈的可能，也激怒了王仙芝，促使义军扩大攻势，接连攻下武昌、江陵、荆门等沿江重镇。朝中因此争论更激烈，年仅十五岁的皇帝感到头绪混乱。
展开剩余80%就在朝议陷入僵局时，另一位宰相王铎突然表示愿意亲自出师，率军剿贼，承担险重任务。古代的官僚理想是“出将入相”，宰相降职为将并不多见，因此王铎的表态令人震惊，也很难被反对。最终朝廷采纳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统领所有平叛兵马的最高长官，兼管江陵地方和荆南节度使等要职，实质上是以宰相身份指挥全国的讨伐行动。
不过王铎的声誉在后世颇有争议。乾隆皇帝对他批评严厉，指责他并无真才实学，坐镇多年没有显著战功，既无治理边疆的才能，也生活奢靡，行事荒唐。乾隆总结出王铎的几项罪状，包括无实绩、生活奢华、对将帅无所作为以及行为举止不检点等。乾隆的批评带有明显的个人判断色彩，但也反映出王铎在当时留下的复杂印象。
回顾王铎的一生，他出身于名门世家，早年仕途顺利，曾在礼部任职并主管科举会试。他在仕途上得到过贵人提携，尤其与韦保衡等人的关系对他晋升有帮助。王铎在江陵驻守期间，虽未打出大仗，但也做过一些安民与整顿防务的工作，比如安置流民、修缮军备和城防，为抵御叛军做了基层准备。
事情并非全无起色，王铎在二度出任统帅时，确实通过檄文和外交手段争取到部分藩镇支持，为朝廷凝聚了一定的反叛力量。招抚和笼络像朱温这样的藩镇人物，也是他的一项工作，虽然后来朱温难以掌控，但这类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唐朝在收复长安之后，王铎也按诏行赏，增强了朝廷的凝聚力。
然而他确实不擅长军事指挥。乾符六年黄巢从岭南一路南下北上，攻势迅猛。守潭州的李系一战溃败，大军被歼，尸体遍布湘江。王铎惊惶失措，弃守而走，将江陵托付给降将刘汉宏。刘汉宏同样不堪一用，他先是虛张声势自称天下再起之人，实际到手后却掠城弃守。顺利溃败的結果让王铎被免去宰相职务。长安失守时，皇帝流亡蜀地，王铎又被启用为总指挥。两年后黄巢败退，朝廷得以复兴，但乾隆等后世评论家仍认为这次胜利主要归功于李克用和朱温的背叛行为，而非王铎的军事才能。
王铎生活作风奢华也为人诟病。他随行美女繁多，财物珍重，行为招摇，这种炫富让他成为他人觊觎的目标。一次手下顽童戏言“夫人马上就到”，王铎一时紧张到放开怀中人，可见其性格有时莽撞滑稽。乾隆对其生活作风和处事不检点尤为不满，但史书《新唐书》对他的评价又给出了不同视角，称其为“社稷之才”，认为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王铎和郑畋等人的努力曾对稳定局势起到作用。
王铎虽能力有限，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善于选拔人才、调动地方资源，在安抚流民、修缮防务、动员节度使向心力方面做出过贡献。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宦官势力横行，王铎的处境并不容易。收复长安后，他一度被他人夺功，二度被贬，这也说明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与复杂。
最后王铎遭遇悲惨结局。被贬为沧景节度使后，他依旧衣着鲜丽，引来他人觊觎。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在途中劫掠，杀害了王铎及其家属和随从三百余人。朝廷虽然知道真相，但因忌惮乐彦祯而未能彻查与惩处，社会风气与中央权威的衰弱由此可见一斑。
总体来看，王铎是一个有褒有贬的历史人物。他在危难时刻选择承担责任，也为朝廷争取过短暂的希望，但在军事上确实欠缺果敢与实绩，加之生活作风招致非议，使他的历史评价长期存在争议。不同史家与后世帝王从各自立场出发对他有不同解读，正如历史本身，往往是多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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